前日朝廷以龙昌期所著书下两制，臣等观其穿凿臆说，诡僻不经，甚至毁訾周公；疑误后学，难以示远。……按昌期之书，违古背道，所谓言伪而辨，学非而博，是王制之所不容而诛者也。……昔孔子作《孝经》，以非圣人者无法，乃比不孝之罪，要君之罚，而朝廷顾多昌期之毁周公，臣所不晓也。……置臣等之言而不用，纵昌期之妄而不诛，乃反褒以命服，厚以重币，是非贸乱，沮劝颠倒，使迷国之计行于侧，而非圣人之俗行于下，臣窃为陛下不取也。《书》曰；“天伞有德，五服五章哉。”夫章服固天所有，而财力又民之所出也。陛下奈何曲徇大臣之意，而苟荣小人之身乎？将使远方浅见寡闻之民，奔走于辩伪之学，沈没于非圣人之论，迷而不反，非国家之利也。伏乞追还诏书，断天下之疑义，毋使有识之士，窥朝廷之浅深。
对龙昌期加以批判的论点大略如上，封建朝廷的调子既定，龙昌期旋即下世，被人遗忘，其学术是非也很少有人过问了。其实龙昌期生时，对他的学术造诣加以肯定和赞扬的也大有人在：有过从关系的文彦博不用说；韩琦、张逸、明镐等的先后奏荐，或出于朝官笼络地方人才的政治用意，也姑置不论。但称誉龙昌期较早且最力的范雍，却是深明经术，善于识鉴的行家，在晏殊和范仲淹的笔下，也都特别提到龙昌期。晏殊给范雍的信说：“惠贶与侍讲孙公书，述岷山人武陵昌期博贯诸经，召置门下，枢铉之隙，与之论议。且欲出其撰述，质于大儒，辨正否臧，以明公共，斋盥披读，载欣以扩。”[21]范仲淹给范雍撰的“墓志铭”说：“公性恭和，有风鉴，门下所举，多至贵显，为时名卿。藏书仅万卷，惟小书《五经》则常提携左右，不可一日无此。岷山处土龙昌期治《易》，深达奥微。以昌期所著书奏御，遂行于时。”[22]前者说昌期“博贯诸经”，后者说“治《易》，深达奥微”。足见对龙昌期的学术成就，当时评价是很高的，因此他才会受到士林的欢迎，被远邀到福州讲《易》。